摘要：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谭人凤作组诗《十詈》，对失败的原因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对失败负有责任的孙中山、黄兴、胡汉民、陈炯明等人提出严厉的批评，反映他鲠直敢言的格和求真务实的作风，同时也体现出他对革命事业忠诚和对革命同志负责的精神。

谭人凤(1850—1920)，号石屏

二、诗人之怒

在悲痛悼念英勇牺牲的志士，深刻反思失败教训的同时，谭人凤对于起义中一意孤行的指挥者和临阵脱逃的失职人员感到愤怒，清醒地认识到：“无恻隐之心非人，无是非之心非人。广州之役，鄙人对于死友之惨痛既作《十哭》，以寄哀思，而对于生者之可訾、可议、可恼、可惜、可怜、可鄙，与其可诛、可杀之罪魁，亦万不能曲为讳。”因而“爰复作《十詈》并附以注释，说明其事，以便了晓，存公道，示炯鉴也”。詈者，骂也，即不顾情面，严厉批评别人之意思。对此，谭人凤坦荡地认为：“知我罪我，无恤焉。”

《十詈》的开篇之作即为《詈孙总理》。孙总理，即孙中山，时任同盟会总理。其诗云：

堂堂总理本威风，却为微金去海东。倭改方针轻党派，法窥底蕴逐元戎。

虚张声势原无益，縻费赀财讵有功。劝道先生速变计，狐群难倚作英雄。

诗下尚有注者六：“注一：日政府受清廷之请托，以万金饵总理去境。总理公然受之，订离日之约。章太炎不满于总理之意见，即从此起。注二：同盟会盛时，日政府力巴结，自总理受金后，遂轻蔑党人，迭施干涉矣。注三：安南之役，法（按：指法国侵占越南后组织的法越政府）初以为革党领谋举事，有可观，甚赞成之，后见其近儿戏，遂将总理、黄君先后干涉去境。注四：总理在东京则谓南洋商界皆听指挥，在南洋则谓东京学生皆听驱策。其实何曾。注五：在南洋各埠筹款，不下十数次，除发军债、保险两票外，商家亦累倒闭数家，而皆付之虚縻。惜哉。注六：总理得《民报》鼓吹后，名震全球，本有可为华（盛顿）、拿（破仑）之资格，惜乎无统筹全局之眼光与收揽人才之气量，局泥广州，恃汪、胡为萧、张，笼络黄君为韩信，以备‘三杰’之数，今汪之被陷，黄又灰心，仅倚一胡，若犹不知变计，殆矣。”

从此诗及注来看，谭人凤从党务建设、工作作风、对外交往以及用人、筹款、革命方略等方面对孙中山的缺点提出了批评，并希望孙中山“速变计”，领导革命党人取得反清革命的胜利。

《十詈》的第二即为《詈黄猛汉》，谭人凤所谓的“黄猛汉”，系指同盟会庶务黄兴。其诗云：

孤军冒险逞雄才，玉树琼花一旦摧。逆耳有词成龃龉，照妖无镜显奸回。

单身出险非无幸，一败灰心讵所该。太息歌风台上客，伴人门户日隤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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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下亦有注云：“注一：夙负雄才，惜过于冒险，故有此次之败。注二：生平有自信力，不轻信人言，胡毅生之阴险，姚雨平之狡猾，起事之太仓卒，鄙人皆言之，惜皆逆耳不听。注三：以心腹待胡氏兄弟数年以来，未能烛奸，事后犹与汉民住一处，而不知痛惩，亦可怪也。注四：遇巡勇于双门底，得友人解围，临河适有船，还渡上岸，又恰至河南某机关， 似皆大有天幸也。一败灰心，不顾大局，岂党人之所愿闻者哉。注五：名望、才能均非不能独立，苟且迁就，致竖子败乃公事，惜哉。”

黄兴逃回香港后，谭人凤等人曾“邀商后事”，黄兴却说：“同盟会无事可为矣，以后再不问党事，惟当尽个人天职，报死者于地下耳。”[3]75谭人凤等人“苦口劝之”，黄兴“卒不听，后且竟不面矣”。对此，谭人凤更有意见。因此在以上诗及注中，批评了黄兴“孤军冒险”“逆耳有词”“照妖无镜”“一败灰心”和“伴人门户”等错误，希望他改正错误，重振雄风。

《十詈》的第三是《詈胡参谋》，谭人凤所谓的“胡参谋”，即指胡汉民，在黄花岗起义中任统筹部秘书课课长，故谭人凤诗中称其为“参谋”。其诗云：

权术牢笼海外商，夜郎自大长南方。偏私狭隘才遭梗，刻薄尖酸语类芒。

儿戏边陲縻巨款，弟怀鬼蜮损元阳。将军败后军师匿，好个参谋实智囊。

诗下有注曰：“注一：南方设一分部，自称南部部长，惯用权术待商人，致失信用。注二：气量狭小忌才，出语伤人无忠厚气，殆天刻薄然欤。注三：安南之役，全权在握，縻款及二十余万，一切筹划直儿戏耳。注四：去岁散新军，死倪烈士，今岁陷同志七十二，皆其心怀鬼蜮之所致。注五：事败隐匿不面，惟闻日发电至各埠求汇款善后，殊不知此善何事。”

在此诗及注中，谭人凤批评胡汉民在指挥河口起义时因筹划不周、协调不力而导致失败；并且在河口起义和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匿不见人，没有尽到起义领导人的责任。同时还批评胡汉民心胸狭隘，对于谭人凤等人筹划成立中部同盟会总会不仅不支持，反而出言嘲讽，不利于革命党人之间的团结。

《十詈》的第四是《詈陈议绅》，谭人凤所谓的“陈议绅”指广东咨议局议员陈炯明。其诗云：

陈吴起义是平民，何况堂堂一议绅。子弟云从差匹项，英雄震怒等仇秦。

观兵壁上将军耻，惜命危中志士嗔。黄鹤杳茫楼尚在，枉充官产恨难伸。

诗下亦有注曰：“注一：族中子弟听命力者及数百人，比时在省者自云有八十人。注二：起义之时出城远避，事后房屋被封，身亦不能返，枉矣，冤哉。”

在此诗及注中，谭人凤主要批评陈炯明在筹划起义时作风不实，夸夸其谈，致使黄兴对其所称由顺德返省新军中“内皆同志”和“巡警教练所学生二百余人皆决心相助”的报告信以为真，铁皮保温于是决定4 月27日发动起义，并委其负责一路发难，任“八十人，攻巡警教练所”。但在起义发动之时，陈炯明却早已逃之夭夭，致使黄兴队伍一开始即陷入孤军无援的境地，从而直接导致起义失败。

《十詈》的第五为《詈周生》，谭人凤所谓的“周生”系指周来苏。其诗云：

党人命系于枪，胡忍无聊掷海洋。港电东京文意深，吴逐神户使人慌。

阴阳差错原因误，唇齿讥嘲却独当。我詈此生太怯，若如报告实雌黄。

诗下尚有注曰：“注一：周坐美船，开船后东京接港一电文为‘美船宜注意’。东京采办人以为美船入港检查也，遣使至神户嘱其换船，不知换船须由税关检验货物，是以不果。来使惶急语之曰：‘此事太棘手，与其被发现，蹈二辰丸之覆辙，毋宁弃掷之为愈。’周生茫无主张，采用此策，铸成一大错矣。注二：时鄙人由长江返，众于此事交口讥评，惟赵君百先则曰：电文‘注意’两字无界限通信之，使者大张皇，不能独怪周某。噫，赵诚笃实君子欤。注三：近有友自东来，云港中报告以事败归咎于此举。颠倒矣。”

在此诗及注中，谭人凤批评新化老乡周来苏缺乏经验，不老练，太胆怯，以致铸成大错。但他也指出，这事也不能全怪周来苏，“东京采办人”（按：指吴玉章）未能正确理解香港电文，下达错误指令，“遣使至神户嘱其换船”，也是导致错误的重要原因，所以有“阴阳差错原因”。同时谭人凤批评周来苏事后没有如实报告情况，致使个人承担全部责任，还得了“周丢海”的外号。

《十詈》的第六为《詈林小虫》，谭人凤所谓的“林小虫”，系指林直勉，原名培长，字绍轩，晚号鲁直，广东东莞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少年中国晨报》编辑，1909年，胡汉民、黄兴、赵声、倪映典等在香港设同盟会南方支部，筹划广州新军起义,任筹饷主任；1911年3月，参与广州黄花岗起义。其诗云：

为思附凤与攀龙，金积床头一骗空。万贯家赀归泡影，满腔私意梗胸衷。

孙胡势耀诚当显，黄赵功成讵失封。今日犹然分省界，庸非无识可怜虫。

诗下尚注者曰：“前岁胡（按：即胡汉民）主事，林毁家用去万余金。此次黄、赵主事，林语党中方君某曰：‘广东人出钱办事，外江人反为部长与司令官，是非大不公平之事欤。’起义之日，林与李谄奴（即李海云，详后）由港入省，至胡毅生处诡商半天，藏其枪弹而去。然则当日之败，此等陋见亦实为其一大原因也。”

在此诗与注中，谭人凤主要批评林直勉不顾大局，地方主义思想严重，对湖南人黄兴和江苏人赵声领导的黄花岗起义不仅缺乏支持，反而暗中拆台。

《十詈》的第七为《詈李谄奴》, 谭人凤所谓的“李谄奴”，系指李海云，字芸生，广东台山县冲篓乡人，出身于商人之家。1906年加入香港同盟会，捐献家财以资革命。1910年曾参加广州新军起义，并从其父商号提巨款以充军用。1911年又参加黄花岗起义，任统筹部出纳课课长，为起义筹集经费。其诗云：

屈膝床头哭颦，问君何事谄斯人。痴心妄想邀龙宠，折节卑躬愧虎臣。

身失自由颜腼腆，志如高尚骨嶙峋。岭南真是先开化，婢奴根尽国民。

诗下尚有注曰：“四月初，粤报载：胡衍鸾（按：胡毅生之乳名）被杀，汉民卧床大哭，谄奴屈膝床前，垂头丧气。予因事往商，见状问曰：死者皆不啻同胞兄弟，未见君等哭，今何哭之哀耶？汉曰：事办不好，归咎他人。各位死者皆有名，彼则受冤枉耳。予慰之曰：冤枉与否，俟缓调查，自当水落石出。且报纸不足信，死否，尚无确凭。汉曰：衍鸾系彼乳名，非自供，外无知者，死无疑。予闻而骇异，驳之曰：何供乳名，此中显有诈，可暂置之，起商急务要紧。汉停哭，起。谄奴始辍泣。呜呼，谄奴之崇拜胡氏兄弟，可谓至无以复加矣。特不解所谓欲制造新国民者何为尚以奴隶待人耶？！”

在此诗与注中，谭人凤批评李海云谄媚奉承胡汉民的个人崇拜主义倾向。在他看来，这种“婢奴根”依附个人的个人崇拜主义倾向会使人迷失革命方向，对于革命事业为不利。

《十詈》的第八为《詈姚骗子》, 谭人凤所谓的“姚骗子”，系指姚雨平。其诗云：

国民骗子罪通天，不爱同胞只爱钱。面目可憎偏洒洒，语言无味复便便。

纲张四面贪心遂，谎扯三营党血溅。嫖赌逍遥独自在，洋楼稳住乐安全。

诗下尚有注曰：“好吹牛皮，语言面目均可厌，骗公款二万余金，担任运动新军、巡勇、卫队、并选先锋四事，无一非虚架。言巡勇三营表同情，害死同志数十人，事后囊中尚有万余金，租赁洋楼并豢死士抗党人论罪，嫖赌自在，可胜诛哉！”

在筹划黄花岗起义时，黄兴考虑到姚雨平曾就读广州陆军速成学堂，其中不少同学在广东新军中任职，加之在上一年的广州新军起义中又有策动巡防营起义的经历，命姚雨平为调度课长课长，负责联络新军、防营。但由于姚雨平工作不实不细，致使起义时他负责率军攻小北门、占飞来庙的一路却未能发动。由此可见，谭人凤在诗及注中指责姚雨平“好吹牛皮”，挪用起义经费，联络新军、巡勇反正工作不落实，贻误战机等，并非虚妄。

《十詈》的第九为《詈胡罪魁》, 谭人凤所谓的“胡罪魁”系指胡毅生。其诗云：

元恶伊谁一小狐，凌迟处死有余辜。师期屡误原当斩，军械空留更应诛。

愧煞阿兄羞见面，气伤令长幸全躯。分明变节为奸细，犹说他人是客奴。

诗下尚有注曰：“误师期、卡军械，嫁祸陈镜波，皆其罪不胜诛者也。惜赵君死、同志散，故犹得保领耳。”

谭人凤此诗及注中指责胡毅生“师期屡误”“军械空留”及“误师期、卡军械”系指胡毅生和陈炯明擅将黄兴确定的起义日期由三月二十九日（阳历4月27日）改为三十日（阳历4月28日），致使黄兴一路发动起义时，胡毅生负责的一路并如期未发动，还以起义改期为由拒发给起义人员武器。谭人凤在此诗及注中指责胡毅生“犹说他人是客奴”“嫁祸陈镜波”，系指胡毅生诬以头发公司名义经手运送枪弹的同盟会会员陈镜波是清方派来的间谍，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他向清方告了密，致使陈由穗到港时被党人将其诱至九龙僻处刺杀。

《十詈》的后一为《詈一般乌》,诗云：

事前到处选先锋，饿鬼流氓更附从。临阵张皇心事乱，回头卷虏箧多空。

苦家邂沪频遭胁，散勇旋宁强索供。伤哉中国人心死，如此无聊讵可逢。

诗下亦有注曰：“注一：林尹民弹穿项部灭，复闻又有一闽人弹中面颧死，皆此辈为之。注二：事败返港，将同寓人及各机关部服物混行卷虏。注三：返沪后始犹反向机关部郑某索款，继且至赵君百先遗族家要挟。南京亦有多人向军中索款之事。呜呼！无业游民可与作国民事业哉？”

谭人凤此诗及注中揭露和抨击了一些附革命的无业游民的劣迹，同时也批评了革命党人因急于求成而滥招选锋，以致革命队伍鱼龙混杂和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现象。

通过以上“顾瞻世局火热水深，春秋大义秉笔诛心”的十七言诗及注释，谭人凤以儒家旨在明辨是非、邪正、善恶、褒贬之“春秋大义”，对自己在黄花岗起义前后所见所闻之“可訾、可议、可恼、可惜、可怜、可鄙”的人和事，甚至“可诛、可杀之罪魁”，无所曲讳地批评了一番，其强烈的愤怒之情力透纸背。

（原载：《邵阳学院学报（社科版）》2025年第6期，发表时压缩了一些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