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君先生学，以文件、史实验证见长，大半元气心灵萃于唐诗。搜罗之弘大，体例之完善，分析之细致，稀有伦比。近来他取我方策动笔墨略加简择，都为编，落款《唐诗求是》，由上海古籍出书社发行（218年7月）。捧读后，偶有隅感发，写出就教明。

　　211年，陈先生发愿凭己之力，编纂《唐五代诗全编》（以下简称《全编》），斠理于今，蒇事在望，尤为学界翘以盼的大工程。其面容，从本书不错窥见二。

《唐诗求是》 陈尚君 著 上海古籍出书社

　　进行中的《全编》，包含两大部分：校录文本之外，另列纪事，搜辑、考辨唐五代诗行动，意识多有细化。行动之于研读诗作，有时突出关节。比方唐中宗景龙二年（78年）至四年，君臣酬唱常常。赵昌平先生《初唐七律的老成突出立场溯源》文论证，七律体制平逍遥格，即在这时期，为应制附和所动，并考出其中六次可信时候与作品。唐玄宗时，武平撰《景龙文馆记》载其事，今佚。贾晋华西席为作辑本（收入所著《唐代聚总集与诗东谈主群臆想》，其后陶敏先生另有辑本），复参据其他史籍，考得时刻君臣文体行径66则，诗367（不含断句），叙述加详。此次陈先生重辑《记》文，在此基础上，每日雠校酬唱者及存世作品，厘清原委（《〈唐五代诗纪事〉编纂发凡》），想来得益丰，应有助于七律风景演变臆想，步入发精准的境地。

　　固然文本校录，依旧是《全编》责任要点。陈先生从役有年，甘苦备尝，由此回想的几许训戒，颇具到之处。比方当前学东谈主，每强调写本期间与刻本期间，文本踏实有别；他则再指陈：“今东谈主喜谈写本期间的文本形状，我仅能作部分的赞同”（《大梅法常二偈之流传轨迹》），因为“钞胥固不手民（按：‘手民’疑四肢‘移录’）之误，刻本难射利之求”（《李白诗歌文本多歧状态之分析》），两者讹伪“质、形状或有不同，但成果是样的”（《唐诗文本论纲》）。视力迥异时流克孜勒苏柯尔克孜铝皮保温厂家，发东谈主省。又如现在整理别集的惯例，是择保存作品较好意思满的版块作原本，在此框架下校正损益；他则指出：其，唐诗文本流播变异的轨迹各不相侔，整理者有要“区别对待，每诗笃定原本和参校本”；其二，今见别集编次，往往历经众手，酿成流程鬈曲，整理者应该不为所缚，尽量规复较早的文本边幅（《唐诗文本论纲》）。基于这两点，陈先生的处置便出类拔萃。像许浑诗，罗时进先生《丁卯集笺证》不依傍单善本，而逐采用原本，已出通行作念法头，但目录仍循《全唐诗》之旧。换言之，见突出而未突出二。陈先生再行辑录，“前三卷以乌丝栏诗真货为原本，其次各卷分别用蜀本、书棚本、元本另见诗为原本，以求大限制地许诗的开动面貌”（《许浑乌丝栏诗真货与传世许集宋元刊本关系相比分析》）。他的办法，是分袂各版块同原貌距离遐迩，先取较近者为原本，阙漏处再取其他版块补足。因此，原本常由多个版块缀而成。张籍、建、元稹、刘长卿、权德舆、陆龟蒙等，也本此原则董理。这为唐东谈主别集今校，提供了条新念念路。

　　而紧迫点，是陈先生的方针，不啻于写定文本。他说：“前代古籍校勘学多但愿通过文本校勘，改正文本流传中的讹误，写定个无理较少的文本，但对唐诗来说，仅此远远不够，我连年多觉得要把唐诗文本酿成、刊布、流传中的多歧面貌充分地揭示出来，为后东谈主的臆想张开立体空间。”（《唐诗文本论纲》）面，“唐诗可靠文本与文件的重建”（自序）照旧题中应有之义。仅此端，阻滞裨益学者匪浅。比方皮日休与陆龟蒙等东谈主附和的《松陵集》，原题先三次，陆氏皆称前者“袭好意思先辈”，以下则径称“袭好意思”，间或称其“鹿门子”。两东谈主关系由疏而密之迹，有据可查。此类原始信息，经《甫里先生文集》《全唐诗》等书改题后，多被褪色，铝皮保温足见文本原貌之珍稀（《唐诗的原题、改题和拟题》）。另面，陈先生悬鹄，又力争把唐诗文本传讹的经过，分档次揭示出来。为此月旦套李白集新注，校勘虽谨慎，却“莫得就每诗的文本起原作详备记载”（《郁贤皓先生〈李太白全集校注〉述评》）。将来《全编》校勘记，定空前详实，不妨视作部独特的唐诗文本变形记。这些记载，确能为计划拓出“立体空间”。比方从敦煌卷子、吐鲁番通知、长沙窑瓷器题诗、山西长墓志志盖题诗，足以略唐诗在民间流布的脾气。庶民雅俗共赏之作，抒发的都是劝学、惜时、送别、怀东谈主、挂家、羡官羡富等平凡情；真谛取其省略，言语取其浅薄，故诗东谈主，只须维、白居易、刘长卿屡次入选，李白、杜甫、韩、柳宗元、刘禹锡、李贺、杜牧、李商隐等东谈主几脚迹；就文本言，纯粹删省、拼接、改写、另题作家，殆成常态。不外同期，陈先生也请示：“民间对诗歌的基本条目是下里巴人，流大的追求则在诗歌史上的斥地创造，取径不同，成果自异，不可因此而觉得杜甫等东谈主在唐代短少影响力。”（《从长沙窑瓷器题诗看唐诗在唐代基层社会的流行》）不雅其《杜诗早期流传考》《李杜皆名之酿成》等文，自不难了然。唐诗在文化阶级与民间平行传播，所展现的动态阵势，就是“立体空间”之发达。

　　由于唐诗异文起原纷纭，何如梳理次、诠释成因，有待学界共同探索。在陈先生看来，异文若宋代已有之，可能为诗东谈主自改稿。比方贺知章《晓发》题下，有五言八句，又有五言四句，割截前篇诗句，倒置以成文。陈先生觉得：“从宋初即有二本之流传，非传误所致，应该是诗东谈主所作即有繁简二本。”（《贺知章的文体宇宙》）这或者出自他对宋本的信任：“尽管宋东谈主确有主不雅改诗的个案，但论李、杜、韩、柳诸集，照旧《文苑英华》《乐府诗集》等总集，宋东谈主校记的分寸把捏是很严格的，很少如明东谈主那样为射利而纯粹改变窜乱。”（《近期三种杜诗全注本的评价》）关联词唐集入宋前景况，大宗云遮雾障；宋东谈主“主不雅改诗”，也非可能。宋本异文是否即诗东谈主亲笔，似乎不宜遽定。举《李白诗歌文本多歧状态之分析》为例。文中描述，李白集宋本有两个系统，今犹微辞可窥：为乐史所编，现有南宋咸淳刻本源出于此；为宋敏求所编，晏知止刊印（按：晏刻本实为宋敏求本再经曾巩纪年后的新本，参看万曼《唐集叙录》），现有蜀刻本两种源出于此。陈先生执敦煌卷子伯2567所存李白诗，与蜀本相较。他测敦煌本“当出自李白的初稿，紧迫把柄是诸诗诗题提供了些策动各诗写稿时不为东谈主知的细节”，情理坚实。如斯，则蜀本异文为过后改造。问题在于，改造者是否李白本东谈主？比方敦煌本《赠赵四》，蜀本改题《赠友东谈主三》其二，笔墨歧异甚夥，他以为“宋本所收属写定本”。但是前者“身同急难，挂心白刃端”两句，后者改为“持此愿投赠，与君同急难”。3多年前，黄永武先生便指出全诗押真、寒、先三韵，敦煌本转韵处，出句皆押新韵。这两句转入寒韵，而改本出句不押，“任了原作在音响面笼罩的秘密”（《敦煌所见李白诗四十三的价值［上］》，收入所著《敦煌的唐诗》）。字句美丑，言东谈主东谈主殊，且改稿也随机于初稿。但倘说李白润时，连原先的音节规矩都抛之脑后，令东谈主不可疑。又如敦煌本《惜罇空》，蜀本改题《将进酒》；前者“岑夫子，丹丘生。与君歌曲，请君为我倾”四句，后者在“丹丘生”下加“进酒君莫停”句，又末句改为“请君为我倾耳听”（末句陈先生未与蜀本相比）。黄永武先生指出，两处改换当在时，因为“生”字在庚韵，“倾”字在清韵，唐代庚、清通押；新添句“停”字则在青韵，宋初庚、清、青三韵欠亨押，末句只得加“耳听”二字，以同在青韵的“听”字与“停”相押。他从而论：“本诗的改换是在宋代初年”（《敦煌所见李白诗四十三的价值［下］》）。这两例至少证据，蜀本异文出于谁东谈编缉下，判断尚须严慎。周勋初先生尝言：“宋刻李诗，非论是蜀刻本《李太白文集》，抑或景宋咸淳本《李翰林集》，因为也曾后东谈主之手，上距唐代已远，是以还不可算是接近李诗原貌的选材料。”（《李白诗原貌之考索》）他的办法值得喜爱。

　　以上仅围绕唐诗文本校写事，加以申述，实则《唐诗求是》于此之外，又收入不少诗东谈主行实、文件形状面的考论，一样胜义纷披，愧未能报告。读者欲不雅其本质的千汇万状，仍当求之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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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成玮（我校汉语文化学院西席）

起原｜光明日报

裁剪｜吴潇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