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一项覆盖上海九个涉农区、面向千户家庭的农业调研，曾留下一个令人心绪难平的细节——在设定的上百个问题中，有两个问题得到了几乎一致的否定回答。其中一个是：你是否愿意自己的孩子将来从事农业？

这指向了中国农业一个根本的追问：当老一辈农人逐渐老去，将来谁来种地？

转变，又在真实地发生。2014年，在作为全国家庭农场制度先行者的上海松江区，井凌桥村虽有六户农民因经营调整退出家庭农场，但立刻吸引六十多位农户踊跃报名接棒，一时引发关注。

镜头拉回当下，在上海的田间地头，一股农业新力量正在崛起：他们中有告别“格子间”的白领精英，有接过父辈锄头的“农N代”，也有带着国际视野的海归学子，尽管背景多元，却共同拥有一个身份——“新农人”。新调研显示，上海新农人群体规模逐年攀升，“85”后占比超三成，呈现出年轻化、高学历、业化、融化的鲜明特质。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这些新时代的‘种地人’，正以新身份打破城乡藩篱，以新理念重塑农业形态，以新力量赋能乡村振兴，回应‘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这一时代课题，探索上海这座超大城市的农业‘进化论’。”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冯志勇表示。

身份重塑，“85后”是中坚

在传统认知中，农业常与“传承固守”深度绑定。而上海新农人的崛起，正以身份的多元与流动，打破这一固有叙事。在市农业农村委新调研里，这一群体被定义为具有创新精神、现代经营理念、业技能，开展农业或乡村产业生产经营的从业者。

跨界转型是他们的鲜明标签。调研显示，在具备行业领军的321名受访者里，62.9%的人在进入农业（涉农）领域前从事过其他行业，如金融、法律、工业、零售、媒体、艺术设计等。从年龄结构上看，“85后”是新农人群体的中坚力量，占比高达35.2%；“00后”正逐渐加入新农人队伍，占比为4.0%。相较于全市农业从业人员50岁以上的平均年龄，新农人群体年轻化特征显著。

他们的选择并非偶然。一方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与乡村振兴进的时代背景下，农业产业升级蕴藏的发展机遇，与从业者深耕乡土的情怀形成共振，成为吸引人才投身农业的重要动因。另一方面，地方政策持续发力，上海乡村振兴示范村、现代设施农业片区、农业“三大谷”等持续落地进，筑牢产业升级基础；高素质农民、青年农场主、“菁鹰”、“头雁”、乡村CEO等多项目培育，为新农人的身份转化提供支撑。

畦园农场的马云富，初因承接村庄规划项目踏入乡村，参与设计的沈杨村花海、大岐农庄成为乡村文旅热门。在陪伴式设计实践中，他认识到景观设计与核心产业布局融的核心价值，便辞去稳定工作转型乡村创客。“很多人不理解，但我看到了机会。”他希望尝试打造更多新业态的引爆点，做出多个乡村样板间，为乡村振兴探索更多可能。

有人是“闯入者”，也有人是“归来者”。上海永胜瓜果业作社理事长周瑜从小跟着爸妈在地里种草莓，医学业毕业后，先后在上海宝钢建设公司和金茂大厦从事白领工作，但返乡创业的初心始终未改。“那时候大家都往城市里去，我就觉得要逆向思维，隐约觉得农业里有更大天地。”顶着外界的质疑，她回到家乡种草莓，以市场化思维动品种迭代与产品创新，引领白鹤草莓产业重塑活力。

理念革新，锚定“科技+全产业链”

“现在在我们基地干活的农民，平均年龄都超过70岁了。”周瑜向记者坦言，她的草莓园曾从50亩扩张至300亩，终却不得不收缩到100亩——核心难题只有一个：招不到人。

这并非个例，而是新农人群体共同面对的现实考题：一线劳动力从何而来？如何在行业中站稳脚跟、实现稳定盈利？

在城市发展维度上，上海常与新加坡、东京等国际都市对标；而在农业领域，业内的目光往往投向更远的荷兰。这个国土面积仅4.15万平方公里的国家，凭借高度现代化的农业体系，不仅实现了农产品自给自足，更是农产品出口大国。

其核心逻辑，在于锚定科技力量：破解人力匮乏的行业痛点，提升土地产出率，彻底扭转农业“既苦又累”的传统印象。

上海土是宝农业业作社“90后”理事长何杨阳，是这条路径的探索者。他从无人机植保切入，利用新科技、新技能开展社会化服务。而后他逐渐意识到，铁皮保温单一环节的科技赋能远远不够，要从根本上破解劳动力短缺矛盾，须构建全流程的智慧农业体系。为此，何杨阳牵头开发农业数据一体化驱动平台，打造智慧农场，向长三角地区广。如今，无人驾驶拖拉机无需农机手操控，就能自主完成精准转弯、障碍规避等作业；作业时的农机工作影像实时回传至数据平台，土壤、空气、水质等关键参数一目了然。

在更宏观的层面上，上海农业的数字化转型已经铺开。比如全市广的“申农服”系统，农户实时上传生产数据，以此为基础实现产品全流程溯源，让上海农产品在全国大流通市场中，握住“安全溯源”这张牌。

科技投入离不开资金支撑，单纯农业生产的收入往往并不丰厚，企业如何有动力“重仓”科技？调研发现，新农人的核心盈利模式，在于产业融发展。36.1%受访者（116人）采取了这一经营策略，其中一半以上采取一三产融经营，打造种养、文旅、社会化服务相结的复型经营模式。

位于青浦区的上海太来果蔬业作社从“一颗菜”起步，构建“种植—加工—配送—文旅”立体格局，已成长为年收入达2亿元的农业集团。“农业常面临‘丰产不丰收’的困境，关键在于产业链后端薄弱。经营者须主动对接市场，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作社理事长王印说。

如今的太来作社，早已告别“卖毛菜”，转而聚焦市场需求旺盛的净菜、色拉菜等加工产品——这些产品的价格，往往比毛菜高出3至5倍。“我们正在进一步扩大规模，建成4000平方米的净菜工厂和2700平方米的配送车间，引入酱泡菜生产线，打造融参观研学功能的素食餐厅。”

崇明万禾农场的经营数据，同样印证了“科技+全产业链”的价值：农场农业收入仅占总收入的35%，其余65%均来自深加工、文旅体验、碳交易等延伸领域。基于生产端的数字化体系，万禾农场将农业场景搬进都市商场，打造了2000平方米的综空间，消费者能直接看到餐厅后厨的实时情况，尤其是崇明食材的溯源信息。“通过打通壁垒，让第一产业的‘养’、第二产业的‘加工’与第三产业的‘体验’形成闭环。”负责人黄震总结。

力量整，拉近城乡距离

谈论新农人的价值，并非只看种了几亩地，或是创造多少产值。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他们是乡村振兴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个圆心，向外对接广阔的市场，对内衔接农业要素，让分散的资源聚，释放出更大的价值。

作为联农带农关键力量，新农人通过作社、产业化联体等形式，将小农户纳入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以统一标准、共建品牌、共享利益的组织力，破解“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核心矛盾。

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个人信息包括1）姓名、出生日期、住址、电话、电子邮件等个人基本资料；2）身份证、护照、驾驶证、工作证、社保证、居住证等个人身份信息；3）基因、指纹、声纹、掌纹、面部识别特征等个人生物识别信息；4）个人信息账号、IP地址、个人数字证书等网络身份标识信息；4）个人健康生理信息；5）职业、职位、工作单位、学历、工作经历、成绩单等个人教育工作信息；6）银行账号、口令、存款信息、房产信息、信贷信息、征信信息、交易和消费记录、流水记录、虚拟财产等个人财产信息；7）通信记录和内容、短信、彩信、电子邮件等个人通信信息；8）通讯录、好友列表、群列表、电子邮件地址列表等联系人信息；9）网络浏览记录、软件使用记录、点击记录、收藏列表等个人上网操作记录信息；10）硬件序列号、软件列表、设备MAC地址、唯一设备识别码等设备信息；11）定位信息、行踪轨迹、住宿信息、经纬度等个人位置信息；12）婚史、宗教信仰、取向、未公开的违法犯罪记录等其他信息。

太来果蔬依托“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带动周边50余户农户、100余家家庭农场增收，助力当地农民及10余名退役军人实现就业；盛致农业负责人陈建宇牵头成立金山唯一稻米产业联体，与132个作社、12个家庭农场、35户种植大户及65家农户签订种植订单，覆盖面积达3万亩。

与此同时，新农人更打破城乡二元壁垒，搭建起城乡“互哺—共生”的桥梁。红艳山鸡孵化作社的龚雨欣返乡后，既动雉鸡大健康产业发展，又发起乡创计划、农场义工等项目，为城市青年提供多元乡村体验场景，既引导他们以业技能助力农场建设，也让乡村文化走进城市视野。

站在今天回望，二十年前那个“灵魂之问”所隐含的焦虑，仍然存在。这一现状背后，既存在多数农业市场主体规模有限、聚才能力不足的问题，也受产业平台与人才培育协同不紧密、新兴领域引领型人才短缺，以及人才政策精准、系统有待提升等因素制约。社会认知层面的挑战同样存在，尽管公众对新农人职业的认同度持续提升，但仍有一成左右受访者表示遭遇“务农即失败”的偏见压力。

针对上述问题，上海正持续发力进乡村人才队伍建设。今年，市农业农村委联多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进本市乡村人才振兴的实施意见》，乡村人才“百千万”工程也已启动，致力于构建以百名科技、产业、改革型人才为引领，以千名乡村发展、建设、治理型人才为主体，以万名技术、技能、服务型人才为基础的乡村人才梯队。

“针对新农人提出的重点诉求，我们将进一步强化政策支持与服务体系建设，全力抓好农业人才引进与培育，吸引更多人才投身农村、扎根农业，心无旁骛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冯志勇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