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魏晋南北朝礼学发达，尤以皆梁时期为超越。受此期间俗例的熏染，梁武帝萧衍在礼学教养面达到了较的水平。梁朝立国后，在他的主下，起于皆代的新礼法作活动得以延续。这项文化大工程倾注了几代礼学的心。为配新礼，梁武帝君臣还更正音乐，并创作了批新歌诗。从制礼作乐的角度脱手济源铁皮保温工程 ，对于这些作品在歌诗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文体价值，或能有新的归并。

重要词：梁武帝；制礼作乐；歌诗；《白纻》；《上云乐》

皆代永来岁间，礼学顶旺盛。身处相位的俭，“长礼学，谙究朝仪”[1]，并有多部礼学文章行世。逡之、伏曼容、何佟之等礼学，多为他所重用。经学袖刘瓛，“儒学冠于其时，京师士子贵游莫不下席受业。……所著文集，皆是《礼》义，行于世。”[2]其弟子范缜、司马褧、司马筠、何胤等，均精于《三礼》。在俭的倡与刘瓛的影响下，永来岁间议礼、制礼活动盛时。[3]作为竟陵八友之的梁武帝萧衍，受皆代重礼俗例与其时礼学的影响，在礼学面也具有较的造诣。

萧衍出仕之初，曾作念过卫将军俭东阁祭酒，并受到俭的荒芜鉴赏。[4]熟练“朝仪旧典，晋、宋来实行故事，撰次谙忆，遗漏者……当朝理事，断决如流”[5]的俭，细目对他产生了刻的影响。而曾婉拒竟陵吸收的刘瓛，与萧衍也颇有渊源，《南史》卷五十《刘瓛传》说：“梁武帝少时尝经伏膺，及天监元年（52）下诏为瓛立碑，谥曰贞简先生。”其他几东谈主，除逡之、伏曼容早卒外，自后均仕于梁，何佟之、司马褧、司马筠等东谈主并因礼学受到梁武帝的重用。何胤皆末隐居，梁武帝即位前后屡次征召，不就，甚受礼敬。伏曼容之子伏暅在梁武帝时曾参与重修五礼的责任。

皆代礼学旺盛的学术配景，对于萧衍疑产生了迫切的影响。从史料记录来看，他在礼学面的教养也达到了较的水平。这从以下记录可见斑。

其，萧衍参与了永明二年（484）萧皆朝廷的议礼活动，还发表了我方的倡导。《南皆书》卷九《礼志上》曰：

    司徒西阁祭酒梁议：“《孝经》郑玄注云‘天主亦天别称’。如郑旨，帝与天亦言不殊。近代同辰，良亦有据。魏太和元年（227）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天主，此则已行之前准。”[6]

据《南皆书·礼志上》记录，永明二年的议礼活动，参与者有尚书令俭、尚书陆澄、太尉从事中郎顾宪之、祠部郎中蔡履、太学博士祐、兼博士刘蔓、兼太常丞蔡仲熊议等，或为能干礼学的朝廷官、司礼节的官员或学有长处辈。年仅21岁的萧衍，时为司徒竟陵萧子良属下的西阁祭酒，他能参与这么的筹办，并引郑玄注，且以曹魏故事为例解说我方的不雅点，阐明他在礼学面下过功夫，已有特殊的教养。

其二，萧衍与礼学大司马筠就“皇子慈母之服”有过辩白。《南史》卷七十《儒林传·司马筠传》记录，梁天监七年（58），“安成国太妃陈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秀、荆州刺史始兴憺，并以慈母表解职，诏不许，还摄本任。而太妃在都，吊问主。……武帝由是敕礼官议皇子慈母之服。”案《梁书》卷二十二《太祖五传·安成康秀传》，安成康秀为萧顺之七子也。与始兴憺同为吴太妃所生，吴妃早一火，太祖“哀其早孤，命侧室陈氏并母二子。陈亦子，有母德，视二子如亲生焉。”因此，所谓“议皇子慈母之服”，等于筹办非亲生母身后，皇子应当衔命什么样的礼法守孝。当先锋书祠部郎司马筠旁求博考，对“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训养母礼，依庶母慈己，宜从小功之制”提议质疑，“谓宜依《礼》刊除，以反前代之惑。”但梁武帝计否则，也雷同旁求博考，对司马筠所论提议疑问，计“宋代此科，不乖《礼》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于是筠等请依制改定德配之子，母没为父妾所养，服之五月，贵贱并同，计永制。”[7]这事例反应出梁武帝的礼学学问委果辱骂常肥好意思的。《南史·司马筠传》记叙传主的内容顶简略，占全传不到百分之二十的篇幅，这么的写法是有违图书体例的，但李延寿不惮繁琐，用约百分之八十的篇幅来引录梁武帝与司马筠的辩白，恰是为了强调梁武帝的礼学教养。

其三，萧衍的礼学、乐学著述顶可不雅。据《隋书》卷三十二《经书志·经》记录，梁武帝著有《礼记大义》十卷、《中庸讲疏》卷、《制旨革牲大义》三卷等，还有《乐社大义》十卷、《乐论》三卷、《钟律纬》六卷、《乐义》十卷（武帝集朝臣撰，一火）等。可见他不仅兼通礼、乐，况兼著述丰富，即使在礼学发达的南朝，其礼乐教养和著述亦然十分超越的。

其四，梁武帝礼学不雅还影响到陈朝的礼节。陈太建年间（569—582），朝廷百官曾就郊庙乐究竟按魏肃，如故按梁武帝不雅点实行进行过场筹办。《南史》卷六十九《姚察传》记其事曰：

    太建初，补宣明殿学士。寻为通直散骑常侍，报聘于周。……使还，补东宫学士，迁尚书祠部侍郎。旧魏肃奏祀六，设宫悬之乐，八佾之舞，此后复旧不革。至梁武帝计事东谈主礼缛，事神礼简，古宫悬之文。陈初承用，莫有损益。宣帝欲开导乐，付有司立议，以梁武为非。时硕学名儒，朝端在位，咸希旨注同。察乃博引经书，违群议，据梁乐为是。其时惧怕，莫不惭服。仆射徐陵因改同察议。其不顺时顺俗，皆此类也。[8]

史是将此作为姚察“不顺时顺俗”的例证，但也阐明了梁武帝在礼学面的造诣和影响。

综上可见，成长于皆代重礼的学术和政文化配景下的梁武帝，在礼学面委果具备了精致无比的教养和较的早已，有其到之处。这既是他确立梁朝后承续皆代之细致，钦慕礼乐文化确立的基本前提，亦然咱们筹办梁代歌诗发展不行忽略的迫切要素之。

由于皆代国祚不永，永来岁间的议礼、制礼活动在内容朝政中只吐花而未放弃。但却为梁代制礼作乐作念了很好的前期准备。梁武帝谙“帝之至务，莫重于礼学”[9]，故即位之后，制礼作乐的责任被从头提上了议事日程。《梁书》卷三《武帝纪》曰：

    天监初，则何佟之、贺蒨、严植之、明山宾等覆述制旨，并撰福祸军宾嘉五礼，凡千余卷，祖称制断疑。于是穆穆恂恂，知礼节。

对梁代制礼的盛举作了简要的打发，若是详参其他联系参与者的列传，可对从皆至梁的这礼节研讨、制作进程有堤防的了解。《梁书》卷二十五《徐勉传》载有徐勉于平庸六年（525）所作的《上修五礼表》先追思了皆代修五礼的经过：

    伏寻所定五礼，起皆永明三年（485），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代礼乐，于时计划置新旧学士十东谈主，止修五礼，谘禀卫将军丹阳尹俭，学士亦分住郡中，制作积年，犹未克就。及文宪薨殂，遗文稳定，后又以事付国子祭酒何胤，经涉九载，犹复未毕。建武四年，胤还东山，皆明帝敕委尚书令徐孝嗣。往事本末，随在南。永元中，孝嗣于此遇祸，又多落。其时鸠敛所余，权付尚书左丞蔡仲熊、骁骑将军何佟之，共掌其事。时修礼局住在国子学中门外，东昏之代，频有军火，其所消灭，又逾太半。[1]

在皆代，制作新礼的总负责东谈主就还是屡次换，[11]应当还是作念了好多责任，但由于宫廷内乱络续，联系果在皆末竟已消灭过半。到了天监元年（52），何佟之再次上书，获取梁武帝的，下诏条件“外可议其东谈主，东谈主定，便即撰次”，于是沈约等东谈主提议了具体的案，《上修五礼表》又曰：

    于是尚书仆射沈约等计划，请五礼各置旧学士东谈主，东谈主各自举学士二东谈主，相助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汉石渠、后汉白虎，随源以闻，请旨断决。乃以旧学士右军记室入伍明山宾掌吉礼，中军马队入伍严植之掌凶礼，中军田曹行入伍兼太常丞贺蒨掌宾礼，征虏记室入伍陆琏掌军礼，右军入伍司马裴掌嘉礼，尚书左丞何佟之总参其事。

但天监二年（53）何佟之牺牲，总撰改为镇北谘议入伍伏暅。其间，凶礼主抓东谈主先由严植之改为伏暅，再改为《五经》博士缪昭。伏暅为皆代大儒伏曼容之子，《梁书》卷五十三《良吏传·伏暅传》说他“祖践阼，迁国子博士，父忧离职。服阕，为车骑谘议入伍，累迁司空长史、中书侍郎、前军将军、兼《五经》博士，与吏部尚书徐勉、中书侍郎周舍，总知五礼事。”但不知什么原因，他不久即“出为永阳内史”，撰新礼的大任先由沈约、张充和徐勉共同主抓。五礼修撰的后期，由徐勉总负责，中书侍郎周舍、庾于陵扶持。[12]《上修五礼表》也讲到了五礼修撰的法令：

    若有疑义，所掌学士当职先立议，通谘五礼旧学士及参知，各言同异，条牒启闻，决之制旨。疑事既多，岁时又积，制旨裁断，其数不少。莫不汇集经诰，玉振金声，义贯细小，理入神契。前儒所不释，后学所未闻。凡诸奏决，皆载篇，具列圣旨，为不刊之则。洪规盛范，冠百；茂实英声，垂千载。

徐勉在武帝朝曾任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中卫将军等要职，得梁武帝信任。前后负责五礼修撰的其他官员如沈约、张充、周舍等，也多位朝廷重臣，可见五礼修撰的规格之和梁武帝对这项责任的钦慕。

五礼完成的本事不同，《嘉礼节注》、《宾礼节注》完成于天监六年（57），《军礼节注》完成于天监九年（51），《吉礼节注》和《凶礼节注》完成于天监十年（512）。这项责任在梁代抓续十年，但联系的后续责任，直到平庸五年（524）二月才后完成。其间，沈约卒于天监十二年（513），张充卒于天监十三年（513），周舍卒于平庸五年（524），平庸六年（525），徐勉也还是六十岁，故他在表中称“前后联官，时皆逝，臣虽幸存，耄已将及”。因此，这“百二十秩，千百七十六卷，八千十九条”的新礼，可谓花费了几代东谈主的心。如从皆代永明二年（484）算起，前后长达4余年。从徐勉表中“疑事既多，岁时又积，制旨裁断，其数不少”可知，其中遴荐了不少梁武帝的不雅点。因此，梁武帝在制礼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与般的帝又有所不同。他不仅是发起者，亦然内容参与者。

《五礼节注》不同于般的学术文章，所谓“者功成作乐，定制礼”[13]，正反应出礼乐的迫切及礼与乐的密切关系。为了配新礼而造制新乐，以及为配新乐而创作新歌，就成为制礼责任不行少的构成部分。不错说，恰是梁代制作新礼的文化工程为歌诗的旺盛提供了机会和发展空间。

礼与乐相反相成，互相为用，原来是不行分的。《礼记·乐记》说：“礼节人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谈备矣。”把礼乐提到“谈备”的度。又说：“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险峻和矣……乐至则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六者，礼乐之谓也。”都是从互相为用的角度强调礼乐的迫切。

当代学者也说：“古代的乐莫得立的地位，它要受到礼的制约，其中蕴藏着明的等不雅念。礼乐相需为用，在各式礼节中，用乐也有严格的等端正，这阐发出乐的等。乐与礼集会在起，对于保养社会等秩序、促进社会整具有迫切作用。”[14]因此，历代帝大多将制礼作乐作为大事圣业来看待。制礼天然少不了作乐，梁武帝也不例外。他即位后，参加了无数的东谈主力物力来制作新礼，同期对“大梁之乐”也倾注了无边的眷注。《隋书》卷十三《音乐志上》曰：

    梁氏之初，乐缘皆旧。武帝念念弘古乐，天监元年，遂下诏访百寮曰：“魏晋以来，陵替滋甚。遂使雅郑沾污，钟石斯谬，天东谈主缺九变之节，朝宴失四悬之仪。朕昧旦坐朝，念念求厥旨，而往事匪存，未获厘正，寤寐有怀，所为叹惋。卿等学术通后，可陈其所见。”……是时对乐者七十八，咸多引流略，盛大其词，皆言乐之宜改，不言改乐之法。帝既素善钟律，详悉往事，遂好处定礼乐。[15]

梁武帝“好处定礼乐”，天然应当包括制新礼，也包括在乐器、乐曲和歌诗等面系列创造的责任，如他自造玄英通、青阳通、朱明通、白藏通等四种乐器，并在原有乐曲基础上，对《上云乐》等歌曲进行的更正，以及他与他的文官们为配新礼所写的无数歌诗等，都属于这文化大工程的有机构成部分，需要在“制礼作乐”这文化配景下来归并。

从稳健新礼需要的角度来看，梁代开国后，二郊、太庙、明堂、三朝等各式礼节都需要新乐与新歌诗相等。因此，在很猛进程上，与新礼相等的这类歌诗自己等于“制礼作乐”的部分，在其时还不具备立的文体意思意思。由于五礼初步完成于天监十年（512），故这年亦然梁代新乐和歌诗创作有明确记录，且比较麇集的年。这些歌诗主要包括用于二郊、太庙、明堂等庆典的雅歌诗与用于三朝元会礼的歌诗两大部分。

用于二郊、太庙、明堂等庆典的雅歌诗，包括十二种雅歌、四种登歌、两种舞歌及《梁饱读励曲》，共六十，均为沈约所作。因主要用于祭神祭祖和三朝礼节，重在礼节的实用。故多质朴高古，莫得太多的文体价值。

梁代三朝礼荒芜盛大，据图书记录，有四十九项之多[16]。就现灵验于三朝元会礼的歌诗来看，情况比较复杂。这四十九个节目，多数有歌舞饰演，需要歌诗相等。现依照三朝礼法令，将其中所演奏的歌诗分几类简述如下：

其、《相和五引》。《乐府诗集》卷二十六《相和歌辞·相和六引》解题引《古今乐录》曰：“张永《技录》相和有四引，曰箜篌，二曰商引，三曰援引，四曰羽引。《箜篌引》歌瑟调，东阿辞。《门有车马客行》、《置酒篇》，并晋、宋、皆奏之。古有六引，其宫引、角引二曲阙，宋为《箜篌引》，有辞；三引有歌声，而辞不传。梁具五引，有歌有辞。”梁代的《相和五引》包括《宫引》、《商引》、《角引》、《徵引》、《羽引》五篇，前期歌诗为沈约所作。平庸中（52—526）梁武帝命萧子云改作，二东谈主的《相和五引》均保存在《乐府诗集》卷二十六。对于《相和五引》的意思意思，《晋书》卷二十二《乐志上》说：“是以闻其宫声，使东谈主温良而宽大；闻其商声，管道保温施工使东谈主廉而好义；闻其角声，使东谈主爱慕而仁；闻其徵声，使东谈主乐养而好施；闻其羽声，使东谈主恭俭而好礼。”[17]赋予了宫、商、角、徵、羽如斯迫切的伦理，这大要亦然梁代把《相和五引》列在三朝位的原因。

其二、七种雅歌诗。二至十二济源铁皮保温工程 ，及四十七到四十九所奏《俊雅》、《皇雅》、《胤雅》、《寅雅》、《介雅》、《需雅》、《雍雅》等七种雅乐，均是配礼节活动中君、臣的步践诺动而进行的。十三、十四的“《大壮》武舞”和“《大不雅》文舞”，除乐、舞外，还应包括《大壮舞歌诗》和《大不雅舞歌诗》的饰演。

其三、梁《雅歌》五曲。《乐府诗集》卷五十《梁雅歌》解题引《古今乐录》曰：“梁有雅歌五曲：曰《应受图曲》，二曰《臣谈曲》，三曰《作恶篇》，四曰《积善篇》，五曰《宴酒篇》。三朝乐十五奏之。”《梁雅歌》为梁代所创作，不文章者，是君臣对酒设乐、宾主针砭之作。五曲均为四言十二句。“辞典而音雅”，[18]与前述“十二雅”不同，是清商新声中顶特的类。《乐府诗集》卷五十还载有李白拟作的《梁雅歌》，可见它在唐代还有影响。

其四、《梁鞞舞歌》。《乐府诗集》卷五十四收有《梁鞞舞歌》十，七为沈约作，另外三为周舍作。沈约《梁鞞舞歌》起两句说：“大梁七百始，天监三元初”，动作于天监三年（54）。郭茂倩解题曰：“《隋书·乐志》曰：‘梁三朝乐十七设《鼙舞》。’《唐书·乐志》曰：‘《明君》，本汉世《鞞舞曲》。梁武帝时改其辞以歌君德。’”[19]

其五、《梁铎舞曲》。见十八。《乐府诗集》卷五十四 《铎舞歌》解题引《古今乐录》曰：“铎，舞者所抓也。木铎制模范以大呼六，故取计名。今谓汉世诸舞，鞞、巾二舞是汉事，铎、拂二舞以象时。古《铎舞曲》有《圣东谈主制礼乐》篇，声辞杂写，不复可辨，相传如斯。魏曲有《太和时》，晋曲有《云门篇》，傅玄造，以当魏曲，皆因之。梁周舍改其篇。”周舍《梁铎舞曲》云：“《云门》且莫奏，《咸池》且莫歌。我后兴至德，乐颂发中庸。白云汾已隆，万舞郁骈罗。功成圣有作，黄、唐何足多。”为讴功颂德之词。

其六、《梁拂舞歌》。见十九。《乐府诗集》卷五十五《晋拂舞歌》解题引《古今乐录》曰：“梁《拂舞歌》并用晋辞。”其辞曰：“翩翩白鸠，再飞再鸣。怀我君德，来集君庭。暧暧鸣球，或丹或黄。乐我君恩，振羽来翔。”其实《晋拂舞歌》包括《白鸠篇》、《济济篇》、《禄篇》、《碣石篇》和《淮南篇》五，《白鸠篇》又分为七解。《梁拂舞歌》截取《晋拂舞歌·白鸠篇》的解和三解组而成。据《乐府诗集》卷五十五李白《白鸠辞》解题引《古今乐录》曰：“鞞、铎、巾、拂四舞，梁并夷则格，钟磬鸠拂和，故白拟之，为《夷则格上白鸠拂舞辞》云。”其乐曲当有特的负责。

其七、《舞盘伎》歌诗。见于二十，原作失载。《南皆书》卷十《乐志》载《皆世昌》辞：”皆世昌，四海安乐皆太平。东谈主命长，当结久。千秋万岁，皆老寿。”[2]辞后阐明是从晋代《杯盘舞》歌诗改造而来，考《宋书》卷二十二《乐志四》有《杯盘舞》歌诗篇。共十解。《皆世昌》取其解“晋世宁，四海平，普天安乐永大宁。”和十解“东谈主命长，当结友，千秋万岁皆老寿”，又略有改动。《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志二》说：“汉世有橦木伎，又有盘舞。晋世加之以柸，谓之《柸盘舞》。乐府诗云‘妍袖陵七盘’，言舞用盘七枚也。梁谓之《舞盘伎》。”梁代《舞盘伎》歌诗或在《皆世昌》基础上修改而成，待考。

其八、辟邪伎《雉子斑》歌诗。见于四十。《乐府诗集》卷十八《饱读励曲辞三》李白《雉子斑》解题引《古今乐录》曰：“梁三朝乐四十，设辟邪伎饱读励作《雉子斑》曲引去来。”李白诗题在其别麇集作《设辟邪伎饱读励<雉子斑>曲辞》，琦注引孟康《汉书注》曰：“桃拔，名符拔，似鹿，长尾，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辟邪伎者，盖假为辟邪兽之形而舞者也。”[21]阐明梁代辟邪伎饰演时是有饱读励曲《雉子斑》相等的，故也当有相应的歌诗。但沈约所作梁代饱读励曲十二中，莫得《雉子斑》。《乐府诗集》所载梁代《雉子斑》唯有吴均所作的，辞曰：“苦难雉子斑，群飞集野甸。文章始陆离，意气已惊狷。幽并游侠子，直心亦如箭。死节报君恩，谁能孤恩眄。”写游侠子“死节报君恩”，与李白之作借咏耿直逃名之士，及汉乐府铙歌十八曲之《雉子斑》均有很大不同。究竟与梁代辟邪伎相等之《雉子斑》的具体内容怎么，已难确考。

《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志二》说：“梁有《长蹻伎》、《掷倒伎》、《跳剑伎》、《吞剑伎》，今并存。又有《舞轮伎》，盖今戏车轮者。《透三峡伎》，盖今《透飞梯》之类也。《祇伎》，盖今之戏绳者是也。梁有《猕猴幢伎》，今有《缘竿》，又有《猕猴缘竿》，未审何者为是。”[22]这些伎艺与辟邪伎相类，其中的《舞轮伎》、《长蹻伎》、《跳剑伎》、《掷倒伎》、《猕猴幢伎》与梁代三朝中的二十二、二十六、二十九、三十、 三十八等疏浚。《透三峡伎》或即二十七“设须弥山、黄山、三峡等伎”的部分，《祇伎》，或即梁代四十五“缘縆伎”。这些伎艺是否有歌诗相等，不行考。但从辟邪伎配饱读励曲来看，其中有些伎艺（包括《旧唐书》这未提者）在饰演时也有可能配乐并有歌诗。

与上述歌诗比较，梁代三朝乐中的《白纻辞》、《上云乐》，在文辞好意思及饰演、文娱面，都明比其他歌诗胜筹。《俳歌辞》文辞固然古拙，但其饰演、文娱也很超越。因而，这些歌诗疑具有为特的文体和艺术价值。对于梁代《俳歌辞》，笔者已有文探讨[23]，这里筹办《白纻辞》和《上云乐》两组歌诗。

《白纻辞》，见于三朝乐的二十“设《巾舞》并《白纻》”。《乐府诗集》卷五十五《晋白纻舞歌诗》引《乐府解题》曰：“古词盛称舞者之好意思，宜及芳时为乐，其誉白纻曰：‘质如轻云如银，制计袍余作巾。袍以光躯巾拂尘’”，梁代《白纻歌》仍以称赞舞者为基本内容。《乐府诗集》卷五十五有梁武帝《梁白纻辞二》：

    朱丝玉柱罗象筵，飞琯促节舞少年。短歌流目未肯前，微笑转暗自怜。（其）

    纤腰褭褭不任衣，娇怨立特为谁。赴曲君前未忍归，上声急调中心飞。（其二）

对这两《白纻辞》，宋东谈主许顗《彦周诗话》给以了度的赞誉：“梁武帝作《白纻舞词》四句，令沈约改其词为四时白纻之歌。帝词云：‘朱弦玉柱罗象筵，飞管促节舞少年，短歌留目未肯前，微笑转暗自怜。’嗟乎丽矣！古今当为也。”[24]梁武帝还让沈约作了《四时白纻歌》，分为春、夏、秋、冬、夜五。

    兰叶杂沓桃半红，飞芳舞縠戏春风。如娇如怨状不同，微笑流眄满堂中。翡翠群飞飞不停，原在云间长比翼。佩服瑶草驻容，舜日尧年欢。（《春白纻》）

    朱光灼烁照佳东谈主，含情送意遥相亲。嫣然高昂乱心神，非子之故欲谁因。翡翠群飞飞不停，原在云间长比翼。佩服瑶草驻容，舜日尧年欢。（《夏白纻》）

    白露欲凝草已黄，金管玉柱响洞房。双情意俱回翔，吐情寄君君莫忘。翡翠群飞飞不停，愿在云间长比翼。佩服瑶草驻容，舜日尧年欢。（《秋白纻》）

    寒闺昼寝罗幌垂，婉容丽心长知心。双去双还誓不移，长袖拂面为君施。翡翠群飞飞不停，愿在云间长比翼。佩服瑶草驻容，舜日尧年欢。（《冬白纻》）

     秦筝皆瑟燕赵女，朝快意心相许。明月如规袭予，夜长未央歌《白纻》。翡翠群飞飞不停，愿在云间长比翼。佩服瑶草驻容，舜日尧年欢。（《夜白纻》）

《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志二》说：“《白纻》，沈约云：本吴地所出，疑是吴舞也。梁帝[25]又令约改其辞。其《四时白纻》之歌，约集所载是也。”[26]值得提的是沈约的《四时白纻歌》是与梁武帝谐和而成，《古今乐录》曰：“沈约云：‘《白纻》五章，敕臣约造。武帝造后两句。’”[27]从中正可看出梁武帝的意思意思地点。梁代还有张率写过《白纻歌》九。三东谈主所作均为七言，但梁武帝为七言四句，张率为七言五句，沈约为七言八句，且五的后四句总共样。元代龙辅的《女红余志》卷上《白纻歌》条说：“沈约《白纻歌》五章（每章七言八句，后四句梁武帝作，五章后四句都疏浚，当是用作送声的），舞用五女，中间起舞，四角各奏曲。至翡翠群飞（全句云：‘翡翠群飞飞不停’，为梁武帝所造歌诗之句）以下，则声奏之，梁尘飘舞。舞已则舞者歌末曲以进酒。”[28]又《乐府诗集》卷五十五梁武帝《梁白纻辞》二解题引《古今乐录》曰：“梁三朝乐二十，设《巾舞》，并《白纻》，盖《巾舞》以《白纻》四解送也。”

咱们在此需荒芜阐明的是，鞞、铎、巾、拂等四种舞曲歌诗，虽是梁代三朝礼节的部分，但早在汉代就还是用于宴飨中。《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曰：“其后牛弘请存《鞞》、《铎》、《巾》、《拂》等四舞，与新伎并陈。因称：‘四舞，按汉、魏以来，并施于宴飨。……故梁武报沈约云：‘《鞞》、《铎》、《巾》、《拂》，古之遗凮。’”[29]郭茂倩也说：“杂舞者，《公莫》《巴渝》《盘舞》《鞞舞》《铎舞》《拂舞》《白纻》之类是也。始皆出自俗，后浸陈于殿庭。盖自周有缦乐百戏，秦汉因之增广，宴集所奏，率非雅舞。汉、魏已后，并以鞞、铎、巾、拂四舞，用之宴飨。宋武帝大明中，亦以鞞拂杂舞之。钟石施于庙庭，朝会用乐，则兼奏之。明帝时，又有西伧羌胡杂舞，后魏、北皆，亦皆参以胡戎伎，自此诸舞弥盛矣。隋牛弘亦请存四舞，宴集则与杂伎同设，于西凉前奏之，而去其所抓鞞拂等。”[3]就梁代而言，有创造的大要是作为巾舞送声的《白纻舞歌》。这些歌诗在三朝礼节除外，势亦然宴麇集主要的节目，与喜游宴的梁武帝所举行的数次宴集有着密切的关系。之是以会出现鞞、铎、巾、拂“诸舞弥盛”的容貌，梁武帝的动作用在总共这个词南朝只怕亦然东谈主可比的。

《上云乐》，见于三朝乐的四十四“设寺子安息孔雀、凤凰、文鹿胡舞登连《上云乐》歌舞伎”。对这设中的《上云乐》，《古今乐录》说：“梁天监十年冬，武帝改西曲，制《江南上云乐》十四曲，《江南弄》七曲……”[31]又说：“《上云乐》七曲，梁武帝制，以代西曲。曰《凤台曲》，二曰《桐柏曲》，三曰《丈曲》，四曰《诸曲》，五曰《玉龟曲》，六曰《金丹曲》，七曰《金陵曲》。”[32]由此可知，《江南弄》七曲与《上云乐》七曲，起来才是《江南上云乐》十四曲。但《江南弄》与《上云乐》除了音调疏浚外，其内容和功用却是不样的。梁武帝《江南弄》七曲的主旨是写好意思东谈主“容玉耀”（《江南弄·游女曲》）、“歌舞承酒”[33]之风韵，当主要用于普通文娱饰演。而《上云乐》七曲阐发的却是玄门列仙故事，主要用在三朝礼节中。

除了梁武帝的这七曲外，《乐府诗集》卷五十还收有陈代谢燮的《诸曲》，及梁代周舍和唐代李白的杂言体长篇《上云乐》各。对这组同题作品，历来争论较多。其中，任半塘和迟乃鹏两位先生的不雅点值得驻防。任先生计“梁武帝七《上云乐》辞，与陈宣帝时谢燮《诸曲》辞，都是戏曲，周舍与李白各篇《上云乐》，都是奏伎前所诵之致语；又《上云乐》是我国六世纪所酿成之出歌舞戏，演母与穆皇帝故事，在梁天监、陈太建、唐上元时都曾演过，且都在建业或金陵地。[34]迟先生则说“所谓‘寺子’即狮子，‘胡舞’是指由扮成文康老胡从者的那部分演员饰演的种集体跳舞。从训诂学和‘寺子伎’的饰演看，‘登’应解释为立即，即刻；‘连’应解释为归并。之是以要‘登连’《上云乐》，实为梁武帝所作之《上云乐》，原来为立存在的组歌曲，现将梁武帝之《上云乐》同‘文鹿师子’伎在起上演，是梁三朝时种临时变通的上演科罚式。”[35]这两种不雅点然是不同的，笔者计，迟乃鹏先生“‘寺子’即狮子”的解释是可取的，至于梁代三朝元会中的四十四设，究竟是歌舞戏，如故俳谐、胡舞与梁武帝《上云乐》歌曲的临时组，疑值得入探讨的个复杂话题，咱们在此不拟张开，只想就两位学者的不雅点作念点补充。

从前边的评释可知，梁武帝《上云乐》七曲完成的天监十年（512），亦然梁代新修的五礼完成的本事。因此《上云乐》内容是为了配三朝礼而创作的，从梁武帝躬行操刀，又命他所观赏的朝中重臣周舍完成《上云乐》致语，不错看出他对《上云乐》的钦慕进程。周舍《上云乐》末云：“希望明陛下，寿千万岁，欢笑未渠央。”阐明《上云乐》还与祝嘏关系。考梁武帝生于宋大明八年（464），天监十二年（513）适值为五十大寿，他自作的《上云乐》七，所写均为玄门列仙主题，也与永生久视大关系联，不自寿的意味。因此，梁武帝《上云乐》与俳谐、胡舞“在起上演”当从天监十二年（513）的元会运转。节略也正因为梁武帝及周舍《上云乐》的实用和适用太强，因此，在后代的影响反不足《江南弄》远。可是，从梁代歌诗的发展来看，其创依然值得咱们钦慕。

《白纻辞》和《上云乐》这两组歌诗，顶明地体现了作为礼节产物的歌诗，反过来越了礼节自己，具备了特的文体艺术审好意思特征。并在其时及后世产生了迫切的影响。这个悖论式的表象，耐东谈主寻味。对文体史计划而言，亦然富启发意思意思的。

总之，“者功成作乐，定制礼”的传统念念想、皆梁礼学热及梁武帝本东谈主的礼学教养，共同促成了梁代制礼作乐的盛事，并进而影响到梁代歌诗的发展。而以《白纻歌》、《上云乐》为代表的歌诗等，则在配三朝礼乐的实用中，阐发出显明的饰演和文娱。在剖析社会政的基础上，完毕了饰演、文娱与审好意思的。这在歌诗发展史乃至文体发展史上，亦然值得咱们度钦慕的。而梁武帝制礼作乐与歌诗的关系，适值为咱们进修这民族特征提供了个故意思意思的样本，或可为咱们归并歌诗与礼乐及说唱、饰演艺术之间的关系提供个新的视角和阶梯。

（本文原刊于《华夏文化计划》219年6期）

注视：

[1]《南皆书》卷二十三《俭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436页。

[2]《南皆书》卷三十九《刘瓛传》，679—68页。

[3]参刘怀荣、宋亚莉《魏晋南北朝乐府轨制与歌诗计划》，商务印书馆21年版，129—136页。

[4]《梁书》卷《武帝纪》曰：“俭见，相器异，谓庐江何宪曰：‘此萧郎三十内动作侍中，出此则贵不行言。’”中华书局1973年版，2页。

[5]《南史》卷二十二《昙传附俭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595页。

[6]《南皆书》卷九《礼志上》，124页。

[7]以上论辩并见《南史》卷七十《儒林传·司马筠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1736—1738页。

[8]又见《陈书》卷二十七《姚察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394页。

[9]《晋书》卷六十九《戴若念念传附戴邈传》载戴邈《请立学校疏》汉文，中华书局1974年版，1848页。

[1]《梁书》卷二十五《徐勉传》，38—381页。

[11]《梁书》卷五十《处士传·何点传附何胤传》：“尚书令俭受诏撰新礼，未就而卒。又使特进张绪续成之，绪又卒。属在司徒竟陵子良，子良以让胤，乃置学士二十东谈主，佐胤撰录。”735页；《南皆书》卷四十八《刘绘传》说刘绘解雇“助国子祭酒何胤撰礼节”，841页。

[12]《隋书》卷六《礼节志》：“梁武始命群儒，裁成大典。吉礼则明山宾，凶礼则严植之，军礼则陆琏，宾礼则贺玚，嘉礼则司马褧。帝又命沈约、周舍、徐勉、何佟之等，咸在参详。”中华书局1973年版，17页。

[13]《史记》卷二十四《乐书》，中华书局1992年，1193页。

[14]刘泽华、 刘丰：《论乐的等念念想偏激社会》，《兰州大学学报》，24年1期。

[15]《隋书》卷十三《音乐志上》，287—289页。

[16]《隋书》卷十三《音乐志上》，32、33页。

[17]《晋书》卷二十二《乐志上》，677页。

[18]《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志二》，中华书局1975年，168页。

[19]《乐府诗集》卷五十四《舞曲歌辞三·杂舞二》沈约《梁鞞舞歌》解题，783页

[2]《南皆书》卷十《乐志》，194页；又见《乐府诗集》卷五十六《舞曲歌辞五》，81页。

[21] [清]琦注：《李太白全集》卷四，中华书局1977年版，238页。

[22]《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志二》，173页。

[23]参考拙作《<俳歌辞>的发展泉源及饰演式》，《文体遗产》216年1期。

[24] [清]何文焕《历代诗话》（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41页。

[25] “梁帝”，《通典》卷四五、《乐府诗集》卷五十五引本志作“梁武帝”，见《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志二》校勘记，184页。

[26]《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志二》，164页。

[27]《乐府诗集》卷五十六沈约《四时白纻歌》解题引，86页。

[28]转引自运熙：《乐府诗述论》，括号中的话乃先生加的按语，112页。这段话萧涤非先生《汉魏六朝乐府文体史》亦曾援用，萧先生计“所言甚有理，但未知所据，《女红余志》作家龙辅乃元东谈主，其时《白纻舞》盖早已失传。”东谈主民文体出书社1998年，249—25页。

[29]《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377页。

[3]《乐府诗集》卷五十三《舞曲歌辞二·杂舞》解题，766页。

[31]《乐府诗集》卷五十《清商曲辞七》梁武帝《江南弄七》解题引，726页。

[32]《乐府诗集》卷五十《清商曲辞八》梁武帝《上云乐》解题引，744页。

[33]《古今乐录》曰：“《游女曲》，和云：‘当幼年，歌舞承酒笑。’”《乐府诗集》卷五十，727页。

[34]参任半糖：《唐捉弄》（下），《萧衍、李白上云乐之体和用》，上海古籍出书社1984年，1251页。

[35]迟乃鹏：《“寺子安息孔雀凤凰文鹿胡舞登连上云乐歌舞伎”臆解》，《音乐探索》1998年1期。